伊望•瑪克西莫維奇總主教的正教神學

普拉蒂納的塞拉芬•羅斯神父作

　　不多幾年前，俄羅斯域外教會的一座女修道院的院長姆姆──她是一位度著義德生活的修女──於至聖上帝之母安息的慶節這一天在修道院聖堂裡講了一篇道。她含著眼淚懇求她的修女以及前來過節的朝聖者要以整個心靈完整地接受教會所傳授的一切（許多世紀以來，教會為保存這一神聖的傳統備受磨難），而不要以一己的私見選擇何為「至關重要的」，何為「可有可無的」。因為人若自以為比傳統更有智慧，他最終將喪失傳統。因此，當教會（在禮儀中）以讚美詩和聖像告訴我們：為了能在上帝之母安息時陪伴在一旁，並出席她的葬禮，使徒們奇跡般地從世界各地聚集到一處。我們作為正教徒不能隨便對此加以否認或重新予以詮釋。我們必須以一顆純樸的心相信教會傳授給我們的一切。

　　當院長姆姆講這篇道理的時候，一位懂俄語的皈依正教的西方青年在場。他本人也曾思考過這一問題。他看到以傳統聖像畫風格所作的聖像中，使徒們乘著雲彩，注視著安息了的聖母。他自問：我們應按聖像的「本義」將這一事件理解為一個奇跡呢？或者，這只是對使徒們聚會一處的一種「詩意」的描述方法呢？……或者，也許這只是一種想像或對聖母安息的一種「理想化」描述，其實根本沒有發生過這事。（事實上，這正是我們這個時代的「正教神學家」所思考的一些問題。）這位正直的女修道院院長姆姆的話打動了他的心。他懂得了：為接受並理解正教的信仰，有一些比我們的理智和感覺所告訴我們的更加深刻的東西。就在那一刻，傳統被傳授給了他，不是通過書本，而是由一個擁有這傳統的活生生的器皿傳授給了他。人不單只是憑著理智和感覺來接受這一傳統，重要的是，要以心靈來接受。

　　後來這個皈依正教的青年人接觸到許多精通正教神學的人，或是親身遇見，或是通過閱讀。他們都是我們這一時代的「神學家」，他們在正教學校讀過書，成為神學「專家」。通常，他們都非常熱衷於談論：正教是什麼？正教不是什麼？在正教信仰裡，什麼是重要的，什麼是次要的？他們中的一部份人因自己在信仰上是 「保守派」或「傳統主義者」而感到自豪。但是他從未在他們身上感受到那位純樸的院長姆姆身上所具有的權威。儘管她並不精通那種所謂的「神學」，但她的話卻打動了他的心。

那時，這個年青人對正教的信仰仍處於嬰孩的階段，他的心靈渴望知道該如何相信，這也就意味著應相信誰。他完全是他那時代的人，他從小所受的教育只是讓他否定自己的理智，盲目地相信別人告訴他的一切。顯然，正教根本不要人這樣──諸聖教父的著作正是人在上帝恩惠的光照下運用理智的活生生的見證。在我們這個時代的「神學家」中顯然極其缺乏一些東西，雖然他們擅於推理，對教父著作的知識淵博。但是，他們卻無法像那位純樸而又從未接受過神學培育的女修道院院長那樣地將其對正教的感受或「體味」傳遞給人。

我們的這位青年人最終在聖伊望•瑪克西莫維奇總主教身上找到了他所尋求的。他所尋覓的是真實而又生活的正教傳統。在此，他找到了一位博學的神學家，雖然屬於「舊」派，同時卻對所有建立於本世紀的神學批判法之上的神學批判主義有一清晰的認識。他能運用他那敏銳的智力在那些可能產生爭論的地方找出真理。他也具備了我們這個時代的那些聰明的「神學家」看來所不曾有過的素質。這與由那位虔誠的女修道院院長所通傳到這個尋求上帝的青年人心裡的純樸與權威，是完全一致的。聖伊望總主教嬴得了這個青年人的心，這並不是因為伊望總主教成了他的「不會錯誤的權威」──因為正教對諸如此類的事一無所知──而是因為他在這位聖善的牧者身上看到了正教徒的典範，一位真正的神學家，他的神學源於聖善的生活，並完全植根於正教的傳統。當他談論時，人可確信他所說的話，──儘管他小心地將教會的訓導（這是確定無疑的）與他個人的意見（這是有可能錯誤的）區分開來。他並不要求他人接受他個人的見解。我們的這位青年皈化者發現，由於聖伊望總主教敏銳的理解力及批判力，他的觀點與我們這個時代的那些博學的神學家們所說的不同，反而與那位純樸的女修道院長的見解是一致的。

　　聖伊望總主教的神學著作並不屬於某一與眾不同的「學派」，也看不出他受到當代任何神學家特別的「影響」。誠然，聖伊望總主教受到他那位偉大的導師──安托尼•赫拉波維茨基（Anthony Khrapovitsky）都主教的熏陶，從神學的角度來闡述各種事物，並在其影響下成為修士，深入教會的禮儀崇拜。這位導師強調「回歸教父」，神學不是學術研究，而應與靈修及倫理生活緊密相聯。這位學生（聖伊望總主教）將這些思想融會貫通，化為己有。但是安托尼都主教的神學著作的風格、寫作目的及內容卻與聖伊望總主教的截然不同。安托尼都主教與神學的學術界以及他那時代的知識分子的關係密切。他致力於辯論和護教，這種辯論和護教是那些他所認識的那個社會的成員所理解的。聖伊望總主教的著作卻沒有這種護教及喜愛與人爭辯的特色。他從不與人爭論，只是將正教會的訓導列舉出來。在必須對錯誤的信條加以反駁時，特別是在他的兩篇論布爾加科夫的聖智論的長篇論文裡，他的言辭極具說服力，這並非藉著邏輯推理，而僅僅只是將教父所教導的原文列舉出來。他並不向學術界或博學之士講論，而是針對尚未墮落的正教徒的良心說的。他不是談論「回歸教父」，因為他所寫的只是傳遞教父的傳統而已，他並不想為之辯護。

　　聖伊望總主教的神學所採用的資料非常簡單，即：聖經、教父著作（特別是第四、第五世紀的偉大教父的作品）、以及正教會的禮儀經文（這是最具特色的一點）。最近幾個世紀以來，神學家很少如此多地引用禮儀經文。由此可見，聖伊望總主教的神學取向是實踐的，而非學術化的。顯然，他完全沉浸於教會的神聖禮儀之中，他的神學靈感來自他所吸取的原始的教父文獻，他並沒有留出空閒的時間，而是通過每次舉行神聖禮儀的日常實踐來從事神學研究的。他沉醉於神學之中，並視之為日常生活中必要的組成部份。實際上，勿庸置疑的是，他之成為一個神學家，並非在於他所作的正規的神學研究。

　　因此，人在聖伊望總主教的著作中看不出任何神學「體系」，這是可以理解的。可以肯定的是，他並不反對十九世紀在俄國所出現的一批「系統神學」巨著。在他的傳教著作中，他自由地引用這個時期所特有的系統化的教理講授（猶如十九、二十世紀的神長──無論是在希臘還是俄國──通常所作的那樣，視這些教理問答為使正教之光在萬民中照耀的極佳的幫助）。就這方面而言，他超越於著名神學家和神學學者及團體之上，這些人很少與那呈現正教會神學的殊勝之道聯繫在一起。對於安托尼•赫拉波維茨基都主教的「反西方」色彩，以及裴特若•麥基拉（Peter Megila）都主教過份的「親西方」，他都予以同等的尊重。如果有人給他指出這些偉大神長及正教的保衛者的缺點，他會作出反對的手式，並說：「這並沒有關係。」他首先關心的是由這些神學家所傳下來的偉大的教父傳統，而非他們的錯誤。在這方面他給我們這時代的年青神學家的教益良多。通常他們以過份理論化的方式來探討正教神學，並太喜歡與人爭論，且又分黨結派。

　　對聖伊望總主教來說，即便是最聰明的神學學者對神學所作的分類也是「不重要的」──或更好說，這些分類的重要性僅在於它們傳達某一實在的意義，而不在於讓它們成為一種需要死記硬背加以學習的東西。他在上海時發生的一件小事生動地揭示出他自由的神學精神：有一次，他出席其座堂的成人教理班的口試，一個學生正確無誤地背誦著舊約「小先知」的名字。他出乎意料地打斷了那學生的回答，明確地指出：「根本沒有小先知。」可以想見，這一行為冒犯了教理班的老師──一位司祭，這似乎是對其權威的蔑視。但是，也許直到今天，教理班的學生還記得主教奇怪地打斷對這教理「常識」所作的回答。也許學生中只有很少的幾個人明白聖伊望總主教在此所要傳達的訊息：對上帝而言，所有先知都是偉大的，都是「大先知」。這比按我們的知識對舊約先知所作的分類更為重要，儘管這種分法本身是無可非議的。在他的神學著作和講道裡，聖伊望總主教還經常將話題引入一個令人驚奇的層面，將他所討論的主題中尚未為人所想到的一面及更深意義給我們揭示出來。顯然為他而言，神學不僅只是以我們的理性對之詳加探討或我們賴之以成為自鳴得意的「專家」的，既屬人又屬世的學問。為他而言，神學指向天上，神學應將我們的理性提升至上帝和天上的事物，思想的邏輯體系是無法把握到這些的。

　　一位著名的俄國教會歷史學家塔勒貝爾格（N. Talberg）指出，首先應將聖伊望總主教視為「雖身為一位主教，卻仍為基督的緣故而成為癡愚」的人。就此，他將聖伊望總主教與神學家（納齊盎的）聖格裡高利作了比較。與聖伊望總主教一樣，聖格裡高利也與標準的主教「形象」不一致。正是這份「癡愚」（按世俗的標準）賦予聖格裡高利和伊望總主教兩人的神學著作一種獨特的風格：超然於公眾意見、「眾人所想的」之上，不屬於任何「黨派」或「學派」，由一堪受稱許的非學術的觀點來探討神學問題，這樣，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不必要的爭論, 也避免了喜好辯論的習氣。他們那極具見地而又出乎人們意料的思想令他們的神學著作首先是靈感之源，也是正確而深入理解上帝啟示的泉源。

　　也許，聖伊望總教的著作給人最深刻的印象是極其簡單明瞭。顯然，他毫無保留而又完整地接受正教的傳統。一個人如何能夠既相信傳統而又仍是一個「精於世故」的現代人，此類「疑慮」，他從未有過。他對現代的「批判主義」有清醒的認識。假如有人問他，他會合情合理地給出他不接受現代「批判主義」絕大多數觀點的理由。他對於最近幾個世紀以來西方思潮對正教的影響這一問題作過深入的研究，對此有一清晰的觀點。他小心地分別：那些非正統且必須予以堅決抵制的思想；那些不可接受的，但也不必為此而「挑起爭端」的思想；以及那些對真正的正教生活與虔誠有益而可以接受的思想之間的區別。（這一點正表示出，聖伊望總主教毫無先入為主的成見，他以正統的正教思想來檢驗一切。）儘管他瞭解並對批判性的結論加以運用，他仍繼續完全地相信正教的傳統，就如教會代代相傳給我們的。我們這個時代大多數的正教神學家即使沒有受到基督新教改革家所具心態的最壞影響，然而他們仍戴著他們所熟悉的學術的有色眼鏡來看正教傳統。而伊望總主教所「精通」的首先即是教會的禮儀，他每天都要用好幾個小時舉行禮儀。因此，那怕是最優秀的學術化神學家中的佼佼者身上所具有的那種理性主義色彩——儘管這不一定是件壞事——也絲毫沒有出現在他的思想中。在他的著作中沒有「問題」。通常書中所給出的大量腳注只是為了告訴人在哪裡可以找到教會的訓導。在這一方面，他與「教父的精神」完全一致，他在我們當中似乎是教父中的一位，而非僅是昔日神學的註釋者。

　　在過去的四十年間，伊望總主教的神學著作發表在教會的不同刊物上，但至今仍未彙集成冊。即將由聖革爾曼昆仲會出版的文集將是一本超過200頁的厚書。他的較長的作品大部份是他早年在南斯拉夫做修士司祭時寫的，那時他已被公認為是一位傑出的正教神學家。他的兩篇關於布爾加科夫的聖智論的文章極具價值，其中一篇極有說服力且極客觀地指出布爾加科夫完全沒有資格被稱為教父學的專家。另一篇則詳細闡述教父有關上帝聖智的正確教導，因此有更大價值。在他晚年的作品中，應該一提的有他論正教聖像畫的論文（順便提一下，在這篇論文裡，他顯示出自己比他的老師──安托尼都主教更關注聖像風格所受到的「西方影響」這一問題）、被冠以「三福音慶節」之名的系列講道（在這些講道中，他揭示了一些「較低等級」的教會慶節更深的意義）、以及「教會：基督的奧體」這篇論文。他的短論及講道也極有神學價值。一篇講道以神學家（納齊盎的）聖格裡高利的「讚美上帝的聖詩」開始，然後以同樣令人振奮的教父語調，批判了當代的無神主義。另一篇講道（講於1936年基督受難日）以與上述同一位教父相同的風格，動人地講述了基督如何安眠於墳墓之中。

　　我們開始把伊望總主教這一有關正教對上帝之母的敬禮以及攻擊這一敬禮的主要異端的經典之作的譯文分期刊出。在其中最長的一章中，伊望總主教對拉丁教派的信理「始胎無染原罪」作了清晰而又明確的批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