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望‧玛克西莫维奇总主教的正教神学

普拉蒂纳的塞拉芬‧罗斯神父作

　　不多几年前，俄罗斯域外教会的一座女修道院的院长姆姆──她是一位度着义德生活的修女──于至圣上帝之母安息的庆节这一天在修道院圣堂里讲了一篇道。她含着眼泪恳求她的修女以及前来过节的朝圣者要以整个心灵完整地接受教会所传授的一切（许多世纪以来，教会为保存这一神圣的传统备受磨难），而不要以一己的私见选择何为“至关重要的”，何为“可有可无的”。因为人若自以为比传统更有智慧，他最终将丧失传统。因此，当教会（在礼仪中）以赞美诗和圣像告诉我们：为了能在上帝之母安息时陪伴在一旁，并出席她的葬礼，使徒们奇迹般地从世界各地聚集到一处。我们作为正教徒不能随便对此加以否认或重新予以诠释。我们必须以一颗纯朴的心相信教会传授给我们的一切。

　　当院长姆姆讲这篇道理的时候，一位懂俄语的皈依正教的西方青年在场。他本人也曾思考过这一问题。他看到以传统圣像画风格所作的圣像中，使徒们乘着云彩，注视着安息了的圣母。他自问：我们应按圣像的“本义”将这一事件理解为一个奇迹呢？或者，这只是对使徒们聚会一处的一种“诗意”的描述方法呢？……或者，也许这只是一种想象或对圣母安息的一种“理想化”描述，其实根本没有发生过这事。（事实上，这正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正教神学家”所思考的一些问题。）这位正直的女修道院院长姆姆的话打动了他的心。他懂得了：为接受并理解正教的信仰，有一些比我们的理智和感觉所告诉我们的更加深刻的东西。就在那一刻，传统被传授给了他，不是通过书本，而是由一个拥有这传统的活生生的器皿传授给了他。人不单只是凭着理智和感觉来接受这一传统，重要的是，要以心灵来接受。

　　后来这个皈依正教的青年人接触到许多精通正教神学的人，或是亲身遇见，或是通过阅读。他们都是我们这一时代的“神学家”，他们在正教学校读过书，成为神学“专家”。通常，他们都非常热衷于谈论：正教是什么？正教不是什么？在正教信仰里，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次要的？他们中的一部份人因自己在信仰上是 “保守派”或“传统主义者”而感到自豪。但是他从未在他们身上感受到那位纯朴的院长姆姆身上所具有的权威。尽管她并不精通那种所谓的“神学”，但她的话却打动了他的心。

那时，这个年青人对正教的信仰仍处于婴孩的阶段，他的心灵渴望知道该如何相信，这也就意味着应相信谁。他完全是他那时代的人，他从小所受的教育只是让他否定自己的理智，盲目地相信别人告诉他的一切。显然，正教根本不要人这样──诸圣教父的著作正是人在上帝恩惠的光照下运用理智的活生生的见证。在我们这个时代的“神学家”中显然极其缺乏一些东西，虽然他们擅于推理，对教父著作的知识渊博。但是，他们却无法像那位纯朴而又从未接受过神学培育的女修道院院长那样地将其对正教的感受或“体味”传递给人。

我们的这位青年人最终在圣伊望‧玛克西莫维奇总主教身上找到了他所寻求的。他所寻觅的是真实而又生活的正教传统。在此，他找到了一位博学的神学家，虽然属于“旧”派，同时却对所有建立于本世纪的神学批判法之上的神学批判主义有一清晰的认识。他能运用他那敏锐的智力在那些可能产生争论的地方找出真理。他也具备了我们这个时代的那些聪明的“神学家”看来所不曾有过的素质。这与由那位虔诚的女修道院院长所通传到这个寻求上帝的青年人心里的纯朴与权威，是完全一致的。圣伊望总主教嬴得了这个青年人的心，这并不是因为伊望总主教成了他的“不会错误的权威”──因为正教对诸如此类的事一无所知──而是因为他在这位圣善的牧者身上看到了正教徒的典范，一位真正的神学家，他的神学源于圣善的生活，并完全植根于正教的传统。当他谈论时，人可确信他所说的话，──尽管他小心地将教会的训导（这是确定无疑的）与他个人的意见（这是有可能错误的）区分开来。他并不要求他人接受他个人的见解。我们的这位青年皈化者发现，由于圣伊望总主教敏锐的理解力及批判力，他的观点与我们这个时代的那些博学的神学家们所说的不同，反而与那位纯朴的女修道院长的见解是一致的。

　　圣伊望总主教的神学著作并不属于某一与众不同的“学派”，也看不出他受到当代任何神学家特别的“影响”。诚然，圣伊望总主教受到他那位伟大的导师──安托尼‧赫拉波维茨基（Anthony Khrapovitsky）都主教的熏陶，从神学的角度来阐述各种事物，并在其影响下成为修士，深入教会的礼仪崇拜。这位导师强调“回归教父”，神学不是学术研究，而应与灵修及伦理生活紧密相联。这位学生（圣伊望总主教）将这些思想融会贯通，化为己有。但是安托尼都主教的神学著作的风格、写作目的及内容却与圣伊望总主教的截然不同。安托尼都主教与神学的学术界以及他那时代的知识分子的关系密切。他致力于辩论和护教，这种辩论和护教是那些他所认识的那个社会的成员所理解的。圣伊望总主教的著作却没有这种护教及喜爱与人争辩的特色。他从不与人争论，只是将正教会的训导列举出来。在必须对错误的信条加以反驳时，特别是在他的两篇论布尔加科夫的圣智论的长篇论文里，他的言辞极具说服力，这并非藉着逻辑推理，而仅仅只是将教父所教导的原文列举出来。他并不向学术界或博学之士讲论，而是针对尚未堕落的正教徒的良心说的。他不是谈论“回归教父”，因为他所写的只是传递教父的传统而已，他并不想为之辩护。

　　圣伊望总主教的神学所采用的资料非常简单，即：圣经、教父著作（特别是第四、第五世纪的伟大教父的作品）、以及正教会的礼仪经文（这是最具特色的一点）。最近几个世纪以来，神学家很少如此多地引用礼仪经文。由此可见，圣伊望总主教的神学取向是实践的，而非学术化的。显然，他完全沉浸于教会的神圣礼仪之中，他的神学灵感来自他所吸取的原始的教父文献，他并没有留出空闲的时间，而是通过每次举行神圣礼仪的日常实践来从事神学研究的。他沉醉于神学之中，并视之为日常生活中必要的组成部份。实际上，勿庸置疑的是，他之成为一个神学家，并非在于他所作的正规的神学研究。

　　因此，人在圣伊望总主教的著作中看不出任何神学“体系”，这是可以理解的。可以肯定的是，他并不反对十九世纪在俄国所出现的一批“系统神学”巨著。在他的传教著作中，他自由地引用这个时期所特有的系统化的教理讲授（犹如十九、二十世纪的神长──无论是在希腊还是俄国──通常所作的那样，视这些教理问答为使正教之光在万民中照耀的极佳的帮助）。就这方面而言，他超越于著名神学家和神学学者及团体之上，这些人很少与那呈现正教会神学的殊胜之道联系在一起。对于安托尼‧赫拉波维茨基都主教的“反西方”色彩，以及裴特若‧麦基拉（Peter Megila）都主教过份的“亲西方”，他都予以同等的尊重。如果有人给他指出这些伟大神长及正教的保卫者的缺点，他会作出反对的手式，并说：“这并没有关系。”他首先关心的是由这些神学家所传下来的伟大的教父传统，而非他们的错误。在这方面他给我们这时代的年青神学家的教益良多。通常他们以过份理论化的方式来探讨正教神学，并太喜欢与人争论，且又分党结派。

　　对圣伊望总主教来说，即便是最聪明的神学学者对神学所作的分类也是“不重要的”──或更好说，这些分类的重要性仅在于它们传达某一实在的意义，而不在于让它们成为一种需要死记硬背加以学习的东西。他在上海时发生的一件小事生动地揭示出他自由的神学精神：有一次，他出席其座堂的成人教理班的口试，一个学生正确无误地背诵着旧约“小先知”的名字。他出乎意料地打断了那学生的回答，明确地指出：“根本没有小先知。”可以想见，这一行为冒犯了教理班的老师──一位司祭，这似乎是对其权威的蔑视。但是，也许直到今天，教理班的学生还记得主教奇怪地打断对这教理“常识”所作的回答。也许学生中只有很少的几个人明白圣伊望总主教在此所要传达的讯息：对上帝而言，所有先知都是伟大的，都是“大先知”。这比按我们的知识对旧约先知所作的分类更为重要，尽管这种分法本身是无可非议的。在他的神学著作和讲道里，圣伊望总主教还经常将话题引入一个令人惊奇的层面，将他所讨论的主题中尚未为人所想到的一面及更深意义给我们揭示出来。显然为他而言，神学不仅只是以我们的理性对之详加探讨或我们赖之以成为自鸣得意的“专家”的，既属人又属世的学问。为他而言，神学指向天上，神学应将我们的理性提升至上帝和天上的事物，思想的逻辑体系是无法把握到这些的。

　　一位著名的俄国教会历史学家塔勒贝尔格（N. Talberg）指出，首先应将圣伊望总主教视为“虽身为一位主教，却仍为基督的缘故而成为痴愚”的人。就此，他将圣伊望总主教与神学家（纳齐盎的）圣格里高利作了比较。与圣伊望总主教一样，圣格里高利也与标准的主教“形象”不一致。正是这份“痴愚”（按世俗的标准）赋予圣格里高利和伊望总主教两人的神学著作一种独特的风格：超然于公众意见、“众人所想的”之上，不属于任何“党派”或“学派”，由一堪受称许的非学术的观点来探讨神学问题，这样，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不必要的争论, 也避免了喜好辩论的习气。他们那极具见地而又出乎人们意料的思想令他们的神学著作首先是灵感之源，也是正确而深入理解上帝启示的泉源。

　　也许，圣伊望总教的著作给人最深刻的印象是极其简单明了。显然，他毫无保留而又完整地接受正教的传统。一个人如何能够既相信传统而又仍是一个“精于世故”的现代人，此类“疑虑”，他从未有过。他对现代的“批判主义”有清醒的认识。假如有人问他，他会合情合理地给出他不接受现代“批判主义”绝大多数观点的理由。他对于最近几个世纪以来西方思潮对正教的影响这一问题作过深入的研究，对此有一清晰的观点。他小心地分别：那些非正统且必须予以坚决抵制的思想；那些不可接受的，但也不必为此而“挑起争端”的思想；以及那些对真正的正教生活与虔诚有益而可以接受的思想之间的区别。（这一点正表示出，圣伊望总主教毫无先入为主的成见，他以正统的正教思想来检验一切。）尽管他了解并对批判性的结论加以运用，他仍继续完全地相信正教的传统，就如教会代代相传给我们的。我们这个时代大多数的正教神学家即使没有受到基督新教改革家所具心态的最坏影响，然而他们仍戴着他们所熟悉的学术的有色眼镜来看正教传统。而伊望总主教所“精通”的首先即是教会的礼仪，他每天都要用好几个小时举行礼仪。因此，那怕是最优秀的学术化神学家中的佼佼者身上所具有的那种理性主义色彩——尽管这不一定是件坏事——也丝毫没有出现在他的思想中。在他的著作中没有“问题”。通常书中所给出的大量脚注只是为了告诉人在哪里可以找到教会的训导。在这一方面，他与“教父的精神”完全一致，他在我们当中似乎是教父中的一位，而非仅是昔日神学的注释者。

　　在过去的四十年间，伊望总主教的神学著作发表在教会的不同刊物上，但至今仍未汇集成册。即将由圣革尔曼昆仲会出版的文集将是一本超过200页的厚书。他的较长的作品大部份是他早年在南斯拉夫做修士司祭时写的，那时他已被公认为是一位杰出的正教神学家。他的两篇关于布尔加科夫的圣智论的文章极具价值，其中一篇极有说服力且极客观地指出布尔加科夫完全没有资格被称为教父学的专家。另一篇则详细阐述教父有关上帝圣智的正确教导，因此有更大价值。在他晚年的作品中，应该一提的有他论正教圣像画的论文（顺便提一下，在这篇论文里，他显示出自己比他的老师──安托尼都主教更关注圣像风格所受到的“西方影响”这一问题）、被冠以“三福音庆节”之名的系列讲道（在这些讲道中，他揭示了一些“较低等级”的教会庆节更深的意义）、以及“教会：基督的奥体”这篇论文。他的短论及讲道也极有神学价值。一篇讲道以神学家（纳齐盎的）圣格里高利的“赞美上帝的圣诗”开始，然后以同样令人振奋的教父语调，批判了当代的无神主义。另一篇讲道（讲于1936年基督受难日）以与上述同一位教父相同的风格，动人地讲述了基督如何安眠于坟墓之中。

　　我们开始把伊望总主教这一有关正教对上帝之母的敬礼以及攻击这一敬礼的主要异端的经典之作的译文分期刊出。在其中最长的一章中，伊望总主教对拉丁教派的信理“始胎无染原罪”作了清晰而又明确的批驳。